——西方资产管理亚洲(日本除外)联席投资主管暨投资组合经理孙应梅
今年以来,全球经济同步复苏。尽管美联储启动“缩表”并多次加息,但总体步调温和,新兴市场并未出现历次加息周期的大规模资金外逃。相反,亚洲经济体普遍保持强劲、货币多数反弹,亚洲债市也因此呈现资金净流入状态。
此时亚洲债券呈现良机,美盛资产管理表示印尼、印度债券尤其值得关注。“从跨境资金流动来看,此前美元计价的亚洲公司债获得最多资金的青睐,这是因为投资者看好美元因加息而走升的前景。但眼下,亚洲本地货币计价债券的表现机会可能到来了。” 美盛旗下的西方资产管理亚洲(日本除外)联席投资主管暨投资组合经理孙应梅表示。
在他看来,投资者对这类债券的配置仓位仍然较轻,且亚洲各国央行政策与美联储出现分化,“印度和印尼这类实行高利率政策的国家反而在8月降息,并未跟随美联储加息,且亚洲货币也由于美元走软和较大的本国经常账户顺差而保持强劲,人民币这一 ‘锚货币’(anchor currency)的企稳也有利于亚洲货币,因此西方资产管理看好亚洲债市的机遇。”
亚洲债券迎配置黄金期
眼下,四大关键因素奠定了亚洲债券的配置价值。
就信用风险而言,亚洲受益于亚洲经济及债券的增长动力,违约风险较前受到抑制。
就货币潜力而言,主流机构认为弱美元周期临近,从历史周期来看,美元的强弱也并不与加息同步,因此当前是把握亚洲本地货币升值潜力的好时机。今年以来,美元指数贬值幅度已接近10%。
从货币政策来看,亚洲各国央行并未跟随美联储加息,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债券配置。
“随着经济缓慢复苏,全球主要央行的确都在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。然而,我认为,‘利率正常化’的说法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。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取决于通胀,美国核心通胀也在过去8年间远低于美联储2%的目标,因此我不认为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会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4-5%的水平,未来的‘正常’利率水平可能会介于2-2.5%之间。” 孙应梅表示。
美国通胀在过去8年持续处于2%目标位之下(数据来源:彭博,2017年9月25日)
此外,就亚洲而言,孙应梅认为通胀态势也受到抑制。“人口老龄化趋势深化(高储蓄、低消费)以及颠覆性科技(电子商务巨头压低价格)都加剧了这个趋势,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面临更低的利率水平。”一般而言,利率处于下行通道,则有利于债券投资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过去两年,美国总计加息四次,今年12月料再加息一次,“但问题在于,亚洲没有一家主要央行跟随加息。事实上,一些施行更高利率政策的亚洲国家反而降息,例如印度和印尼。” 孙应梅称。
今年8月,印度和印尼相继降息,例如印尼央行下调了政策利率(7天回购利率)25基点至4.5%,市场此前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,这也是该行2016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降息,2016年印尼央行降息六次。
然而,印尼央行的论调则偏中性,降息并非因为经济出了问题,而是在有利环境下,为了维持经济持续稳定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。孙应梅分析表示:“印尼央行表示,通胀稳定,美国利率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可控,降息重在支持国内经济增长,强化印尼经济应对外风险的韧性。”可见,印尼央行的行动整体利多该国债市。
因此,西方资产管理较为看好亚洲高息债券,并尤其青睐印度和印尼等拥有强劲基本面的国家债券。同样地,IIF(国际金融协会)研究了“亚洲六国”(印度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韩国)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,其中印度和印尼吸引了最多的资金净流入,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泰国也呈现净流入状态,但菲利宾则出现了净流出。眼下,外资显然青睐印度,此后则是印尼、韩国和泰国,但减少了对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的配置。
多元化配置抵御下行风险
尽管全球经济环境利多亚洲债券,但挑战依然存在——投资者普遍期待较高且稳健的收益,那么应如何管理好汇率和信用风险?如何在众多国别的债券中做好多元化配置?
“考量亚洲债券的投资机会,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思考维度,审慎评估它们与美债和美元波动的联动性,尤其是针对例如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这类高贝塔市场。对于亚洲货币敞口保持中性。” 孙应梅表示,亚洲至少有十一个不同的国家债券,并且有约400个美元债券的发行主体,因此在衡量配置方向时,需要采取全方面、多维度的管理策略。
具体而言,就中期来看,债券投资组合的回报是由收益率、汇率和违约率决定的。“如果对收益有预期,那么优先事项就是要锁定有吸引力的收益率,然后管理或减少违约风险。因此,对于发行主体的信用分析则至关重要,这可以有效减少违约损失。”。
此外,汇率则是近期波动率的主要来源,如何有效管理汇率风险则大大关系到投资的最终表现。“减少波动性有几种方法:首先,债券敞口要和汇率敞口匹配,例如减少外汇投机敞口;第二,在投资组合中,更多配置更高收益率、经济基本面不断强化的的亚洲国家的债券,这样就能够缓冲汇率波动。”
孙应梅也提及,“如果全球通胀意外攀升,这可能会导致全球主要央行互相追逐、收紧货币政策,这也是另一个风险。”不过就目前而言,通胀超调的风险较小,亚洲国家的通胀压力亦可控。
不可忽视的是,海外政策风险、地缘政治风险始终是悬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“特朗普的‘反全球贸易政策’一旦实行,则会对亚洲债券不利;朝鲜半岛的潜在军事冲突可能也会导致主要资产抛售。” 孙应梅称。
不过,就目前来看,年初令新兴市场担忧的“边境调节税”(border adjustment tax)已经被搁置,因为其一旦实行,将显著抬高美国的消费成本,显然是一场“零和游戏”。此前,美国众议院、参议院和白宫的共和党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也表示,“虽然我们一直在讨论边境税调整的好处,但我们意识到,有许多未知因素与之相关,并决定将这一政策放在一边,以推进税收改革。”
就中期而言,考虑到亚洲可能面临的内外部挑战,平衡和多元化始终是核心策略,而那些拥有经济增长动力、去杠杆风险较小、人口因素较为积极、对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具有免疫力的国家,则体现出了较好的投资前景,能够最大程度上风散市场风险、争取超额收益。